改革开放至今，我国在税收、财政预算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这三块，仍然没有建立起严格而缜密的法律约束机制。在很大程度上，现代财政制度的建构，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治理模式。中国民众的生存压力为何如此巨大，在李炜光《大家的财税学》、等著作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——如没有严格与合理的财政预算。但是，还有更多其他因素，诸如秦晖教授在《共同的底线》一书所强调的负福利，任剑涛教授强调的政府规模太大，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的政府发行钞票过多等等。

中国实施重税主义，导致国富民穷

我国的流转税很重，我们购买的商品，很少将商品本身的价格，和购买这件商品缴纳的税额分开，因此中国的消费者很少知道，购买这件商品给政府交了多少税。从具体的商品上说，政府收税过多，就会导致商品价格增高，消费者的负担加大。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，在《大家的财税学》、《权力的边界：税、革命与改革》、《税收的逻辑》等著作中披露，中国政府的宏观税负，即大口径的达到了37%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，是指国家收入都算在一块，政府拿走的占到GDP的36%-37%（不会低于这个数）。这个比例，至少应该降到25%才合适。

近日，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《民调蓝皮书：中国民生调查报告（2015）》发布，结果显示，受访者对收入满意度较低。而收入低，以及生存压力大，都与税负重有着直接的关联。对此，李炜光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结论。现在的财政预算制度，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比如，新的财政年度财政预算的审议通过时间，应该在去年的12月底，不应该在新年已经过去一两个月之后。财政预算的制定，审议和通过流程，也应该加以改进。审计署应该是人大的下属单位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，也应该由法律来做明确的划分。在中国，目前过多强调老百姓有纳税的义务，而太少谈论他们作为纳税者有哪些权利。另外，国家收税很多，就应该为老百姓提供很高的福利。这一点，中国近年来已开始改善，但是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。

政府为百姓提供福利太少，官员享受特权太多

《联邦预算——美国政府怎样花钱》一书中显示，奥巴马2013财政年度建议的联邦总支出分配图，读者或许会认为，美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这一图表显示，社会保险、失业与劳工支出为34%，医疗保险与健康支出为24%，食品与农业支出、退伍军人福利支出均为4%，公共交通、教育、住房与社区开发个2%。仅前面几项，已经占到了美国政府支出的72%，而美国政府的运行费用仅仅只有1%！这也意味着，美国人供养的，是一个高效、低成本的政府。美国公民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，占到了美国政府支出的绝大多数。而中国人交了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税，享受到的却是秦晖教授在《共同的底线》一书中所说的负福利。所谓负福利，就是说，在交纳各种医疗、养老等保险费用的时候，政府明显偏向官员和公务员，可谓劫贫济富。

在美国，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官员退休以后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，他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，和所有其他普通公民一样。但是在中国，有一个特权阶层，就是政府官员、党的干部和公务员。中国的官员退休之后，级别越高，享受到的福利越多，官员的福利，远远高于一般的老百姓。按常理推测：如果政府官员退休之后，享受到的福利和老百姓一样，老百姓拿多少他拿多少，那么，官员在位的时候势必会对老百姓的福利会更加重视一些，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上，至少会考虑到，自己退休后能够享受到怎样的福利，因为这跟你的直接利益相关。但是，现行的是官员有特权的政策。因为官员退休之后，享受的福利按照级别从高到低次减，大大高于百姓，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不顾百姓的疾苦。既然官员退休后一个月就是比老百姓多拿很多退休工资，多享受到更多的福利，那他就不用管老百姓是死是活，也不管你生病的治疗和生活费是否足够。老百姓年老后没有劳动能力，退休后补贴福利少活该你倒霉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官员在位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动力推进整个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。

官员太多，百姓供养着一个超大的政府

人大教授任剑涛披露，现在中国政府的规模太大，养的公务员有900万左右，而吃财政饭的有4500万左右，编制外要由财政拨款负责收费来养那就更庞大。据李炜光披露，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，应该是十几万亿，我们养一个政府，吃财政饭的人，包括军队，包括事业单位的人，至少是一两万亿，就是占十几分之一这样一个比例。有的人会拿出来数据来说美国政府养人也不少，美国的公务员数量比我们还多，但是他好像是把美国政府的勤务人员都算在内了。

美国政府更多的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，它不会养活那么多吃闲饭的人。像我们有的党办机构，宣传机构，它那儿没有，而且它也没有党务机构。美国纳税人是不负责供养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，他们没有这个责任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庞大的党组织，有8000万党员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吃财政饭的。我们供养的仍然是一个超大的政府，而且这个政府有很多的机构，它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它是一个属于消耗性的支出结构，所以中国纳税人不堪重负。

政府花钱太任性，没有任何约束机制

中国政府在援外上耗费巨资。最近的事实是，中国在非洲和南非花了1000多亿美元，最近又免除了一大笔的外债。不少人人提出，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，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民生，比如说老百姓的养老金，比如公共医疗资金，比如教育上，将会解决很多问题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政府不应该援外，但是援外也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督和制约程序，政府现在这样花钱，而且数额这么巨大，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的授权审查通过，近3年来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累计接近100亿美元,创造了历史新高。这完全是不合理的。

读过历史的人会直到，二战期间，中国的抗日战争依赖美国的支援。英国、俄罗斯从美国得到的支援更多。美国制定了《租借法案》，规定美国支援英国、俄罗斯、中国等其他国家多少钱，多少物资，都要经过国会批准。1961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对外援助法案》，确定了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以及优先目标等原则问题，具体执行流程也得以细化。可以说，美国政府的援外，绝不可能由总统或政府自己说了算。而我国政府援外堪称大手笔，一出手就是几百亿上千亿美元，即便这种援外有必要，至少也应该经过一个严格的法律程序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

此外，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，也没有一个法律授权的程序。例如，前几年的四万亿投资，完全由政府操作完成，没有经过最高权力机构，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的审议和批准，这明显不合理。

政府滥发钞票，稀释了百姓的财产

经济学家周其仁说，“大发劣币，就是要在全体人民头上大抽通胀税”。显然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胀税，也是更严重、更隐蔽的税负。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，中国政府控制了印钞权和发钞权。中国政府想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，想发行多少钞票就发行多少钞票。这些年来，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，这实际上稀释了老百姓的财产。

以美国为参照，美国政府没有发钞权，发钞权在美联储。在其他民主国家，铸币和发钞都要经过严格的约束，政府不可能想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，想发行多少钞票就发行多少钞票。

据范泓《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》一文的研究， 抗战结束之后，国共内战爆发。由于军费大增，财政恶化，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刷法币，造成通货膨胀，刺激物价上涨，财政赤字增加，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，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，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，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；这种暴涨局面，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。 毫无疑问，合理的做法是建立相应的机制，限制政府的发钞权。

中国民众的生存压力巨大，或许还有其他因素，诸如缺乏基本的公民权利，以及利益表达机制，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度侵蚀等等。但是，以上五个具体的经济因素，或许最为直接。而这些问题的解决，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。